70年前，在烽火连天的桐城县，活跃着一支以青年学生和中、小学教师为主组成的抗日武装——桐城学兵队。他们挟一腔民族热血，做一番保家卫国伟业，最终百川归海，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洪流中，名垂史册，功彪千秋。 　　1938年夏天，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徐州、合肥、安庆，安合公路成为日军军事运输的要道。日本侵略者攻占武汉，一面大举西进，一面沿安合公路展开“扫荡”，临路的各县城则成为“扫荡”的重点，大邑古镇的桐城县城更是首当其冲。
    6月14日，日军沿安合路侵占桐城，国民党军队迅即撤出县城，伪县政府也撤至唐湾山里避难。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施行烧、杀、淫、掠。素称“诗书礼义”之乡的桐城，顿时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早在1938年初，中共党员吴杰和从东北流亡回乡的青年周邦彦等人，就将一批进步的知识青年组成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桐城沦陷后，流亡到黄甲山区的青年学生目睹家乡父老惨遭蹂躏的情景，纷纷要求拿起武器，抗击日寇，保卫家乡。中共桐城地下党组织顺应他们的要求，因势利导，决定以抗日宣传队为基础成立一支公开合法的抗日武装队伍。由于这支队伍的成员以青年学生为主，遂定名为桐城学兵队。
　　学兵队下设3个分队和1个民运组。由捐献40余支长枪的唐家湾民团团长唐传薪任队长，周邦彦任副队长，中共桐城负责人之一的陈定一任学兵队指导员。地下党员吴杰、李春锁、江靖宇等担任分队长，青年女教师叶桐芬（后名叶平）担任民运组长。不久，唐传薪病死，周邦彦接任队长，吴杰接任指导员。
学兵队组建之初，既无正式编制，又无经费供给，部队粮饷只能靠向社会筹集、捐赠解决。后经地下党努力，进步人士出面请求，国民党县政府才承认了学兵队的合法地位，并规定每人每天供给伙食费1角钱（时值2升米）。
　　在艰苦的环境中，学兵队在唐家湾山里集中进行严格的军、政训练。他们苦练杀敌强身本领，提高军事技术。中共桐城工委书记陈定一也常到学兵队上政治课。队里还设立了“中山堂”，放着一些宣传抗战的书籍，供队员们学习。
　　学兵队成立后，以叶桐芬等女兵组成的民运工作组，利用一切可能的场所和机会，通过演文明戏，教唱抗日歌曲，发表演讲，编写墙报、漫画，刷大幅标语等形式，宣传抗日，发动群众。这支书生武装，经过不长时间的集训后，就奔赴抗日前线。 　　桐城第一次沦陷后不久，日军为驻点保线，龟缩回安庆，但依旧沿安合公路运兵屯粮。学兵队出山后，周邦彦率40多名战士，在棋盘岭一带挖断公路，破坏日军交通线，袭击日寇汽车。
　　抗战初期，国民党的部分溃兵勾结桐城地方封建势力，各霸一方，拥兵自重，不仅不抗日，反而为害地方。这种局面引起当时国民党当局内主张抗日的人士的忧虑，因此，协助国民党当局改造上述地方武装，使之走向抗日，成为学兵队领命出山的任务之一。
　　1938年秋，学兵队首战桐西，消灭盘踞在双港铺的金丽生部，缴获长短枪13支。随后又收编练潭曹云龙部，吸收曹为学兵队号手。接着又配合县常备队4、5两个中队，消灭盘踞在青草塥的汪少卿匪部，缴枪20多支。转而赴桐东，击毙匪首周慰衡，击散其部。后又在唐湾团凸岭王家祠堂击溃扰民滋事的土匪，缴枪10余支。学兵队在这些战斗中得到了锻炼，队伍不断壮大，开始积极主动出击日寇。
　　年底，学兵队参加袭击桐东重镇枞阳的战斗，将驻守在枞阳的日寇两座碉堡炸毁，杀死敌、伪军20多人，缴获三八式步枪27支、机枪1挺。这些战斗震慑了桐东守敌，民气大振。
　　日军占领安庆后，在东门外修筑飞机场，经常出动飞机轰炸武汉及安庆各县城。1939年5月，学兵队主动请战，配合保安2团袭击日军安庆机场。由于行动不密，军情泄漏，学兵队反遭日军伏击，被日军围困3天3夜。保2团不战先逃，学兵队苦战突围，第三天深夜，才在石塘湖乘小船经菜子潮偷渡到金神墩方才脱险。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落实，人民群众提出减租减息等要求，这必然会触动一些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一些顽固分子的反对。大恶霸地主光香久在乡有千顷良田，在城有万贯家产，其弟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校，自己手里握有以家丁为主组成的自卫队。他依仗权势，对抗县政府，盘踞一方，鱼肉百姓,抵制减租减息法令，破坏抗战，并向日伪军暗送秋波，意欲投敌当汉奸。1939年3月间，各抗日群众团体纷纷状告光香久的罪行，同时，徐伊复等人说服国民党县长罗成钧以县政府名义下令学兵队缉拿光香久。经过周密部署，学兵队在唐家湾逮捕了光香久，缴了光的自卫队武器，遣散了人员。经审讯后，在县城广场公审枪毙了这个群众十分痛恨的亲日派大恶霸。不久，学兵队又奉县府之命开赴桐东周家潭，镇压了一名儿子是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的大劣绅周松如。狠煞了土顽的威风，鼓舞了群众抗战的士气，学兵队杀敌惩奸，必然遭到日本人的仇视和国展党顽周派的嫉恨，明枪暗箭齐向学兵队袭来。 　　中共桐城地下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学兵队的领导，在学兵队中成立了党支部，先后发展了80多名党员，成立了8～9个党小组，学兵队班以上干部均是共产党员。1939年10月后，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波及桐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徐伊复、县长罗成钧等坚持抗日的人士先后被排挤出境，CC特务黄定文、反共顽固派魏际青来桐城分别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县长。年底，县政府命学兵队进驻城内，编为地方部队，并要学兵队更名为县常备队，受到学兵队干部、战士的坚决反对，县政府不得不保留原学兵队名称。随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发展，学兵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队长周邦彦不得不辞职。周邦彦辞职后，由周听雷接任队长。周邦彦和已经暴露身份的指导员吴杰随即离开桐城，由地下党组织介绍，到无为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参了军。国民党安插十几个特务到学兵队当副官、师爷、分队副等职，监视学兵队的行动, 监察我地下党活动情况。并借学兵队两次押送壮丁出现逃跑事件为由，追查原因，公开提出要清除学兵队中的“异党”活动，骨子里就是要解散这支抗日武装。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学兵队党组织一方面积极向上级党组织和新四军四支队反映情况，另一方面提高警惕，做好应变准备，趁在庐江汤池集训之机，预先将一部分好武器调换给四支队老八团。
　　1940年初，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委员桂平到学兵队传达县委指示，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决不会善罢甘休，要学兵队提高警惕，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必要时就将队伍拉上山去打游击。由于当时学兵队的继任队长周听雷受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对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认识不足，未做好周到的应变准备和防范工作。
　　不久，反动县长魏际青手谕，要周听雷带学兵队全体战士在营部圣庙集合听命。当天，学兵队战士还在吃晚饭，魏际青就带国民党怀太师管区部队包围了圣庙，宣布学兵队违犯军纪，下令解散学兵队，收缴全部武器，人员听从整编。这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学兵队，就这样在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被迫解散。后来，在我党的积极营救和组织安排下，学兵队百分之八十的干部、战士陆续转移到无为，走进新四军的行列，继续行进在抗日救亡、追求民族解放的大道上，成为民族的精英。﹙市委党史办、市政协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