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彭之瑛，少有夙惠，满腹诗书，又力行孝悌之义。他无意于仕途进取，一心钻研歧黄之术，被当地人尊为“儒医”。伯父学识淹博，又常怀济世之仁心，医德义行影响了香铺街方圆十几里人家。因德艺双为，伯父被遴选代表民国桐城县担任安徽省（某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抗战前夕伯父与桐城一班磊落英多之士如孙闻园、方守敦、房秩五、马后文等人都有或疏或密的来往。
抗战爆发后，我进家塾开始由伯父破蒙，到一九三九年春，已进小学读书了。伯父除平常行医为人治病外，经常到县城办事，而且那一段时间特别忙碌。记得一九三九年春的一个下午，多日不见的伯父回来了，手中拎了一个包袱。幼年的我特别好奇，想打开伯父手里的布包，伯父一脸严肃地呵斥了我，接着又说，等会儿，你们伢子都要拜的。
傍晚时分，一家人都被召集到中堂。只见伯父神色凝重，盥洗过后，正了正衣领，才打开那个包袱，里面露出一个瓦瓮子，就是过去每家每户常用带盖子的瓦坛。伯父开始在蒲团上三拜九叩地跪了好一阵子，嘴中不停地念叨，待他站立起来时，一家人都看呆了：伯父涕泗交流，继而又念了一句似乎是国破山河在之类的诗文。我当时虽年少，懵懵懂懂地知道一些事，心想，这一次伯父如此庄重地举行祭拜仪礼，肯定是外面发生了大事。
后来得知，抗战爆发后，桐城遂于一九三八年夏天（李按：六月十三日）沦陷了。第二年立夏以后，桐城再次沦陷，这次破坏比前一次惨重，全县城、乡都遭到了敌机轰炸。据有关史料记载，自一九三八年端午节前，到一九三九年冬季，全县城里乡村先后遭敌五次轰炸，百姓伤亡，房舍毁坏。尤其是桐城县城遭到巨创，城内人心惶惶。一九三八年冬，当时桂系的李品仙被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担任大别山及其以南地带的防守任务，直接指挥桐怀潜舒地方防御，战乱中的桐城，生民涂炭，当时桐城有句民谣：养儿送老蒋，养女送老广。“送老蒋”，即男儿被征兵役上前线，“送老广”即待字闺中的女儿家，大多难逃给桂系军官当老婆或姨太太的厄运。商家富户和女学生都纷纷逃亡外乡。足见日寇侵略给国人带来双重灾难。
日寇飞机轰炸桐城后，安徽省战时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暨军事长官通令各县作防御布署，拟订了三条策略：其中就有“拆毁城墙以免资敌”，“疏散人口以备空袭”的条文。国民党省党部执行“战时动员委员会”旨意，下达了拆除桐城城墙的命令。命令一下达，城乡议论纷起，莫衷一是。当时在上层人士中就形成了“主保派”与“主拆派”两大派。主张拆除城墙的一派人说，城郭是君主时代的产物，民主时代不适用了。主拆派还说，君主时代，一逢到兵燹，地方官员都以保全城池为首功，全然不顾城外人民，以物为贵而民生次之。所以城池有利也更有害：况且，城中大户朱门易出纨绔子，借此疏散民众之机，拆城后将城中富家子弟遣散之乡村，改造成为社会有用之人才，因此说，城池在民主时代并不适用，正好借机拆除，一为保民，一为革新。
力主保城的人士主要是当时桐城地方有声望的商绅、学界名人、耆旧，就是像孙闻园、方守敦、房秩五、姚孟振、马后文及我的伯父那一班先生们，对于拆除城墙，他们是竭力反对的。记得姚孟振老先生写了一本《桐城二次沦陷纪略》，那里面就有记载，代表了当时一班贤达的态度（李按：姚孟振先生写道“桐人以为城之险要，不在城而在山。若城西负山求雨顶一带不守，则全城在目，可探囊而取不难也。今留一城，承平时可防盗贼之小乱；若遇大乱，敌我皆不足为要害，有关有无也。”力主保全城墙的人士认为拆城有损一方安定祥和。
但是，国民党省部不顾当地贤达及民众的意愿，在1939年春，桐城县成立拆除城垣委员会，当时负责拆城的是罗成均及其继任魏际青前后两任县长。为加快速度，想出了谁拆城材料归谁家的“激励”办法，不到一个月功夫，一座屹立了四百余年的古城破坏殆尽，昔日周长六里的高大城墙和端凝古朴的六座城楼一下子荡然无存。主保派人士眼看城毁都不由悲从中来。一班贤达便聚集一起，商议采取一种纪念方式，用来对这座桐城人心中的精神长城的永久缅怀。伯父说大家最后商定：古时立社祭祀，后土为社，土滋生万物，凡主张保城的有识之士各将一坛城墙土和瓦砾带回家中供奉，永久存封，土若在，城墙就在心中，以记住国耻，激励后人。
自那次祭拜后，伯父每逢城墙拆除的日子，就在家中捧出瓦瓮，与家人一起叩首祭拜。直至解放后，伯父去世，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不断，家里成份又高，此事也就无人顾及了。
（口述者彭公达先生，天城中学原语文教师、副教导主任。政协原桐城县第六、七届副主席。）
皖公网安备 34088102000172号